第790章 迎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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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、利益共享的、可操作的微观解决方案。

张司长听得非常专注，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。

等王建军讲完，他沉吟片刻，问道：

“王建军同志，你们这个协作模式，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？

或者说，如果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更顺畅地运行，甚至推广。

你们认为从政策层面，最需要解决什么？”

这个问题，直指核心，也给了王建军一个表达“想法”的绝佳机会。

王建军坐直身体，语气慎重而坦诚：

“张司长，从我们目前的实践看，主要阻力来自两方面。

一是厂际结算和利益分配缺乏明确规范。

比如技术协作经费如何列支、攻关成果带来的超额利润如何分成。

现在都是口头约定或简单备忘，缺乏制度保障，不利于长期合作。

二是对一线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的激励手段单一、力度有限。

现在主要靠荣誉和少量奖金。

但对于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的团队和个人，激励的及时性和强度还不够。

难以持续调动最深层次的积极性。”

他稍微停顿，观察了一下张司长的反应，然后继续道：

“因此，我们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。

第一，是否能在试点企业，探索设立‘厂际技术协作基金’。

资金来源可以从企业增长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，专款专用。

用于支持跨企业的共性技术攻关。

使用和分配办法由参与企业协商，报上级备案监督。

第二，是否能在政策上明确。

对于通过技术革新、协作攻关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。

允许企业从新增利润中提取更高比例，用于重奖有功团队和个人。

并且这部分奖励，与企业的工资总额管控适当脱钩，真正体现按劳分配、按贡献分配。”

这两个建议，第一个是为他的“协作网”寻求合法资金池和制度保障；

第二个，则是为他下一步更大幅度地激励技术骨干，提前进行政策铺垫。

既立足当前实践，又指向未来更深化的改革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张司长没有立即表态，而是转向调研组的其他成员：

“大家有什么问题？”

随行的计委和财政部干部又追问了一些细节。

特别是关于成本核算、资金流转的合规性，王建军和老孙一一

作答，数据清晰，逻辑严密。

调研持续了整整一上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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